（1）《金瓶梅》内阁本文字脱落问题 

我从事五大名著版本数字化，也完成了《金瓶梅》中词话本、崇祯本（北大本）和张评本的数字化，但一直没有研究《金瓶梅》版本。后来我研究《金瓶梅》版本首先是研究现存于东京大学的“东大本”，即内阁本。通过老朋友李金泉介绍，我在黄霖家得知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中的《金瓶梅》公开上网了，我立即花费几天时间全部下载，并将此本和已经录入的北大本用计算机比对后，第一次发现东大本和北大本相比，有多处明显的脱文，即整页脱落2处，整行脱落5处，重抄1处。2013年在五莲《金瓶梅》研讨会上我介绍了我的发现。黄霖老师后来著文称，其实他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并记录在笔记本上，但后来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内阁本时，忘记了此事。 

因为我用计算机将内阁本和北大本文字比对时，全部是内阁本文字有脱落，而北大本都不脱，因此内阁本似乎应该晚于北大本，和金学界一般把北大本称为第一代崇祯本，把内阁本称为第二代崇祯本是一致的。但仔细分析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。理论上它们是什么关系还难以确定。它们可能是父子关系，即内阁本抄自北大本，抄写中有文字脱落；但也存在它们之间可能是兄弟关系，即它们有共同祖本，内阁本不是来自北大本，而是来自一个它们共同的祖本。

（2）《金瓶梅》内阁本和词话本文字相同问题 

我在用计算机比对崇祯本系统内阁本和北大本时，也注意过和词话本比对，发现内阁本文字脱落，北大本和词话本都不脱落。但我比对内阁本和北大本时，只比对了其中大段文字脱落的情况，对于个别文字的修改未仔细检查。而内阁本和北大本两本不止有大段文字脱落的差异，王汝梅先生校勘崇祯本时早发现，内阁本中有个别词语与北大本不同，却和词话本相同。对此王汝梅先生的解释是，内阁本文字是根据词话本文字再做了“校勘”，恢复了词话本的文字。 

这种分析初看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我对此有不同看法。仔细分析，这些文字相同都是个别词语相同，书商要对两本进行如此详细的逐字校勘，既费力，又得不偿失， 我觉得似乎不太可能。 

我认为出现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内阁本“校勘”恢复词话本文字，而是和前面内阁本文字有脱落问题一样，根本原因是内阁本和北大本有共同祖本。内阁本文字未错，而北大本文字做了修改，导致看似内阁本恢复了词话本的文字，这实际是个假象。 

另外，一般认为张评本属于崇祯本，但有人发现张评本有些文字却和词话本相同，和上述内阁本根据词话本“校勘”一样，因此有人也认为这是因为张评本又根据词话本做了“校勘”。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解释，是否也和上述内阁本、北大本问题 一样，是因为张评本和词话本有共同祖本？这还需要再仔细研究，此处限于篇幅就 不深入分析了。

（3）《金瓶梅》崇祯本三代版本 

上述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内阁本文字和北大本比有缺失，第二个问题是内阁本文字有些又和词话本相同。这两个问题的共同原因可能是它们有共同祖本，但这个共同祖本是什么版本呢？ 

我认为北大本和内阁本的共同祖本应该就是崇祯本的初刻本。第一个证据是内阁本有些文字缺失，而北大本不缺失，因此两本文字不同。而第二个证据相反，内阁本和初刻本文字相同，而北大本文字做了修改，因此和内阁本不同。 

这个初刻本可能就是王孝慈本，王汝梅先生将其称为第一代崇祯本，而将北大本称为第二代崇祯本，将内阁本称为第三代崇祯本，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。但现存王孝慈本只保留了插图，而没有文字。民国时曾影印据说是王孝慈本第一页，书名为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，与其他崇祯本书名相同，但此影印是否就是王孝慈本尚有疑问。

（4）《金瓶梅词话》初刻本问题 

一般认为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就是初刻本，主要根据是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初刻本《金瓶梅词话》，而中国古代小说很多书名中的“新刻”，实际都是初刻本。 

而我对“新刻”“避讳”“序跋”分析后认为：现存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不是初刻本，而是复刻本，这看法和主流金学看法不同。 

我认为，因为当时大量书坊翻刻《三国演义》版本都特地在书名中标明是“新刻”，表示是新版不是旧版，这样人们看到书名中“新刻”都知道就是复刻本。因此书商刊刻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如是初刻本，因为书名有“新刻”字样，会让读者误认为是复刻本，书商绝对不会把一本初刻本标明是“新刻”。 

至于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初刻本的《金瓶梅词话》，是因为初刻本印刷很少，因此没有记录。而中国古代小说很多“新刻”本都不是初刻本，而是复刻本，其初刻本也是因为印刷很少，没有流传下来。因此不能因为现在没有看到“初刻本”，就认为 “新刻本”就是“初刻本”。

（5）《金瓶梅》词话本避讳问题 

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中有一个人物，在第六十一回前名为“花子由”，而第六十二回后却变成了“花子油”，因此鲁歌先生就首先提出：“花子由”变成“花子油” 是要避讳崇祯皇帝的名讳“朱由检”，并由此判定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成书于崇祯年间。这成为《金瓶梅》研究的定论，被诸多著作引用。但我对此有怀疑，我仔细检 查了历代皇帝的避讳，发现皇帝避讳有严格规定，说“由”改为“油”是避讳，不能成立。 

第一，避讳说认为，为了避讳把“由”改为“油”，其根据不足。 

避讳说认为，因避讳天启帝朱由校，因此把“由”改为“油”。但陈垣先生《史讳举例》中明确指出，避讳“朱由校”的“由”字，一般采用缺末笔，或改为“繇”， 而不是把“由”改为“油”。因此把“由”字改为“油”并非是避讳。 

第二，如避讳天启帝朱由校，则“校”字应改为“较”字。 

根据陈垣先生《史讳举例》，避讳天启帝名讳“由校”，不仅要避讳“由”字， 还要避讳“校”字，要把“校”字改为“较”字。查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中带“校” 字有：“校椅”“校尉”“学校”“校床”“校太尉”，共计 22 处。这些“校”字全部没有因为避讳改字。这是避讳说很难解释的。 

认为“花子油”是避讳的看法，还注意到词话本第九十五、九十七回中的“吴巡检”没有避崇祯帝朱由检的“检”字讳，因此认为词话本刊刻时间应在崇祯之前。 

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却没有注意，词话本不仅没有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“检”字，也同样没有避讳天启帝朱由校的“校”字。因此从避讳角度看，词话本既没有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“检”字，又没有避讳天启帝朱由校的“校”字。有学者就此认为：词话本既不可能刊刻于崇祯年间，也应该不会刊刻在天启年间，只会刊刻在这之前的万历时期，或是之后的清初。这种看法看似有道理，其实问题也很大。不避讳也可能是由于当时避讳不严格。 

我在 2015 年徐州研讨会上指出避讳说不成立，当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注意。而且我注意到第二年正式出版的 2015 年研讨会论文集《金瓶梅研究》第十二辑中，并没有收入我的文章，后来了解说是因为出版经费有限，我的文章太长了，因此最后删除了，并不是论文集主编不同意我的看法。 

在 2016 年广州研讨会中，我曾会下和最早提出“花子由”改为“花子油”的鲁歌先生讨论避讳问题，当时他还坚持是避讳，但不料在大会闭幕式上，我意外听到鲁歌先生公开承认，过去他认为避讳崇祯帝朱由检的说法是错误的。不知他是看到我前一年的论文，还是会下我和他讨论避讳，使得他改变了看法，总之，我觉得鲁歌在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这很难得，也很少见。但 2018 年大理《金瓶梅》研讨会上我注意到仍然有人还认为“花子油”是避讳，看来要改变一个错误观念真不容易。 

由于我看到还有人在坚持认为“花子油”是“避讳”，而我2015年研讨会论文又未收入论文集，因此 2019 年石家庄《金瓶梅》研讨会上我继续发表文章谈了以上问题。但我由于要参加其他会议，未能到会。会后主办方河北师范大学霍现俊老师来信通知我，我的论文这次将收入论文集，我很高兴和感谢。